程毅中：21世纪古籍整理的前瞻 | 大家
程毅中先生
21世纪将是古籍整理的一个新阶段，因为随着经济高潮的到来，必将兴起一个文化的高潮。我们如何推动这个高潮，这里提出一些个人的设想。
(一)总结20世纪的成果，编出一个古籍新书总目，主要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新版古籍的总目。
这项工作现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已经在做了。我们可以据此检阅前一世纪古籍整理的成绩，全面修订新的规划，看看还有哪些重点项目需要增补。然后在此基础上选出若干精品，列入推荐书目或新编的《书目答问》，再汇编成一套新的《四库全书》，同时编写书目提要。估计这个书目将不少于《四库全书》所收的书。如果把研究古籍的著作也编入书目，那么必将大大超过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列目的总数了。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不少古籍整理的经验教训，作为今后工作的借鉴。清代从开国到乾隆五十七年(1792)，经过一百四十多年的建设，才编成了一部《四库全书》。我相信在新中国建立一百周年的时候，一定能编成一套大大超过《四库全书》的全新的中国古籍基本丛书。
(二)修订已出的新版古籍，力图精益求精，后胜于前。
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教训，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是一项遗憾的事业。想要出一部完美无憾的精品是很难的，出版以后总会发现一些缺点和错误，几乎可以说是无错不成书。即使某些专家整理的书，也难免有这样那样的遗憾。为了说明问题，我不免要举一些比较典型的例子。如《资治通鉴》的标点本，是由十二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合作的，可能由于时间仓促，进度太快，留下了不少问题。后来吕叔湘先生指出了一千多条标点错误①，以后重印时绝大多数都按照吕先生的意见修改了。不见得吕叔湘先生的历史知识比那些历史学家多，只是那一个时期吕先生比较闲，可以从容读书，再加上吕先生是语言学家，善于从语感上发现问题，从而发现了许多属于语言学以外的问题。又如前几年新出版的《嘉定钱大昕全集》，也是几位学者合作校点的。出书以后曾得到很多专家学者的好评②，并获得了国家图书奖二等奖。然而有一位元史学家写书评指出《全集》中有关元史部分有许多校点错误③。看来古籍整理必须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，最好由对口的专家整理有关专业的书，必要时还得请各科的专家“会诊”，广泛地征求意见。那些参加座谈和评奖的专家当然不会偏心过奖，可是那么一部大书，谁有充分的时间来细读一遍呢？因此我觉得新版古籍的评奖不宜太早，最好在出书五六年之后再评。再如校点本的“二十四史”，是20世纪古籍整理的重大成就。但是出书二十多年来，读者指出的疑误问题已经积累了不少。当年由于极“左”思潮的干扰，因反对“烦琐校勘”而缩小了校勘范围，只对于点不断、读不通的地方才进行“本校”和“他校”，后出的几史按照1971年的新规定：“版本上的异文，择善而从，不在校勘记中说明。”这样就使人无从知道新版到底根据的是哪种版本。当时校点二十四史的实际终审者赵守俨先生对此早就感到遗憾了④。21世纪应当可以弥补这种遗憾，对“二十四史”进行一次全面的修订了。（编者按，目前由中华书局主持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正在顺利进行中，目前已经出版的点校修订本有《史记》《新五代史》《旧五代史》《辽史》《魏书》《南齐书》等六部作品，2018年将会有两种以上修订本面世）
点校本《史记》修订本
点校本《南齐书》修订本
以往的古籍版本学家都告诉我们“书贵初刻”，这是对过去的出版工而有言的。我认为20世纪的出版界，已经改变了这个结论。如张元济先生主持的《四部丛刊》，重印本就比初印本好。因此我曾提出了“书贵重印”的主张，因为一般地说重印本至少总该减少几个错字。至于重版书就更该有所修订了。对于我们出版工作者来说，这是应负的责任。我们的目标就是“书贵重印”，力求后胜于前。当然，我们应该在第一次发稿时就做到一丝不苟，十全十美。然而从实际出发，如前所说，要达到毫发无憾的善本标准是非常难的。再说，除了工作中的失误，资料的发现和学识的发展是无限的，我们应该与时俱进，日新不已。古籍整理工作也只能力求做到空前，不能奢望绝后。因此，对前一世纪新出的好的、基本好的古籍进修订重印是一件费力较小而收效较大的事。
(三)对基本古籍进行深加工，除了校点之外，还要做会注和新注的工作。
古籍对于我们，不仅有语言文字的障碍，而且还有许多历史、文化和名物典故等问题，需要通过新的注释，才能全面了解。对于今后的读者来说，更需要注释作为桥梁。已故的文物专家夏鼐先生曾提出一些意见，他以为整理的第一步是整理出一个曾经精心校勘过的本子，作为定本。其次是注释，可以包括训诂和考证。再其次才是标点(指新标点)和今译。他说：“如果没有整理好的本子，又不经过训诂和考证的工夫，那么便不能真正读懂古籍。标点和今译一定会错误百出。所以，我以为除非已有好的本子，否则整理一本古籍是不能由标点开始的。”⑤他的意见从理论上说是完全正确的，但是不可能也不必要对所有的古籍都加注释，而且有些常用的书又不能等注释之后再出版，只能先出标点本。一部分经典著作，有前人的旧注可以参考，但今天看来已不完全适用了。我们应该在前贤和今人成果的基础上，区分轻重缓急，分期分批地为一部分重要古籍做出新注本。注书之难，前人早已说过，那是比研究评论更费劲的事。但是为了子孙后代能够比较易于接受、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和了解祖国的历史，我们还要努力去做。注释工作不能仓促从事，但也不能畏缩不前，因循坐等。这就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规划。首先，注释的方法、体例应该因书而异。对不同的书、不同的读者对象应有不同的注法。必要时还可以加今译，但不一定全译。其次，对不同性质的书可以或详或略，或偏重训诂，或偏重考证，或偏重释义，或偏重释事，或事义兼顾，不必强求一致。而且，同一部书可以有两种以上的注本，还可以不断更新。再次，组织古籍的注释稿，不宜“命题作文”似的点名为某书作注，最好是“因人设题”，请对某个作家某部书素有研究的人来作。这种古籍的注释应该列为科研的重点项目，给予支持和鼓励。因为给古籍作全面的注释，是比研究评论更为艰巨的课题。
近一百多年来，尤其是近五十年来，地不爱宝，出现了大量珍贵的地下文物，都是前所未见的文献资料，可以作为研究古籍的第二重证据。这为注释古籍提供了绝好的条件。21世纪应该是为古籍作新的全面诠释的时候了！上一世纪，古籍整理已经做出了很大成绩。例如文学领域的“全”字号总集，已编成了《全宋词》、《全宋诗》、《全宋文》(尚未出全)、《全元散曲》、《全元戏曲》等，《全元文》正在陆续出书，《全元诗》也在编纂中。那么宋元人的别集，一般的标点本就没有必要再出了。今后的任务应该是择要地做一些注释本。
(四)今后的古籍整理，似乎可以适当加强明清以后的项目。
如上所说，宋元以前的文学作品，差不多都有校点本了。明清作品太多，特别是清人著作，浩如烟海，需要在研究的基础上加以选拔。最近戴逸先生等呼吁要编纂新的清史，我们应该在文献资料上给予配合。清人著作极多，因为刻印年代近，不受重视，反而容易散失。因此整理工作需要统筹兼顾，全面衡量。有些书虽有价值，但刻本较多，不难在图书馆里找到，就不妨从缓整理。我觉得应当从稿本、孤本及罕见版本中发掘一些价值较高的书优先整理，也可以补充和修订清史的艺文志。例如清人丁柔克的笔记《柳弧》稿本，据说很有史料价值，已由中华书局出版；又如我曾见到石继昌先生所藏的一部四卷本《麈谈》，比通行的《泾川丛书》二卷本内容多，文学价值较高；还有一部赵季莹的《途说》，在小说史上也有较高的史料价值。这都是王绍曾先生主编的《清史稿艺文志拾遗》所失收的。如果我们要印清代笔记的话，就可以优先印一些比较罕见的书，而不必抢着印假托的《后聊斋志异》之类。当然，我只能从自己的见闻所及来举例说明，可能其它各个学科都有类似的问题。
(五)21世纪是电子信息的时代，古籍整理出版当然也要跟上时代。
重要的古籍出书之后，应该另出电子版。电子书便于修订，便于收藏，也便于检索，优点很多。在没有办法控制盗版的情况下，是否可以考虑出版社与各大图书馆协作，把新编的电子书放在图书馆内对读者有偿使用，限制复制。学术价值高而印数少的工具书，建议由政府有关部门拨款制作光盘，作为公益事业，放在各大图书馆公开使用，就不必印成纸面书了。有些确有价值而估计印数极少的书稿，一时无法出版，如果作者自己提供磁盘，经专家评审推荐，在作者自愿的原则下，也可以赠送图书馆公开借阅，或者由出版社制成电子书委托图书馆实行有偿使用。这样也许可以避免出版资源的浪费，加快学术成果的传播。总之，最终的目的是为读者提供便利。
附注：
①《通鉴标点琐议》，《中国语文》1979年1-2期：参见《资治通鉴标点例》，《吕叔湘语文论集》210-245页，商务印书馆，1983年。
②用《光明日报》1999年4月16日《书评周刊》。
③陈得芝《<嘉定钱大昕全集>元史著述部分点校勘误》，《燕京学报》新11期，265-280页，2001年11月。
④《校史杂忆》，《赵守俨文存》333页，中华书局1998年。
⑤《关于古籍整理出版的一些意见》，《文献》第14辑，25页，1982年。
——摘自《“中国传统文化与21世纪”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中华书局2003年7月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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